他首先說到矽谷與媒體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，不但應用軟體在廣告資助之下經常更新，越來越像媒體的製作，反過來，媒體製作也越來越像應用軟體，原創內容加上不同的功能與工具，讓讀者撥弄。
印度有很多家報紙，在網路與數位之前，限於物力報紙不能普及每一市場，印度人只能依成長地區閱讀當地的報紙，但各地區報紙的品質並不相同。如果把報紙分成低品質、中等品質、與高品質，則大部份都屬於中等品質，也就是報導的內容、新聞的選取、文筆的順暢，都屬平庸之作。
但網路改變了一切，因為新聞，不再與報紙、甚至報紙網站劃上等號，網路的高度選擇性，讓讀者輕易的選取高品質的新聞，所以低品質與中等品質的新聞消失了，因為只有最好的作者才能吸引讀者，除了新聞報導，還要進一步的分析，加值，影音，甚至說個笑話。
這種從低、中、高三段品質轉換到全數高品質，使得西方世界眾多的編輯失去了工作，因為平庸的產品不再是市場的需要。但品質的認定非常主觀，像地方新聞或調查新聞，就不會贏得臉書的「讚」，但對相關的人來說可能是重要的資訊。
網路把資質平庸的作者排斥在外，也許不公平；但對報導重要新聞的作者，只因為內容不受網路歡迎也被排斥在外，則更不公平。網路真正做的一件事，就是把大家的喜好，「投票」給廣告業。
網路對報紙廣告的影響衝擊更大，因為報紙廣告不再獨佔市場。前網路時代報紙是唯一的傳播工具，但網路的傳播優勢立即超越了報紙。報紙對它的讀者知道的很有限，但網路對其讀者、觀眾、與消費者，卻有相當的瞭解，臉書、推特、谷歌，隨時知道我在尋找什麼、為什麼要尋找、甚至預先知道我將會尋找什麼。所以對象化的行銷隨之而來，效果遠遠大於報紙的廣告。
報紙頭版的廣告曾經是一筆可觀的收入，因為讀者拿到報紙第一眼就看到。但在網路世界，新聞網站沒有顯著的頭版，許多流量都是從社群網路直接進入內頁，並不經過首頁。
新聞從業人員並沒有接受過實業的訓練，為求報導的公正，報紙的編務與業務需要分開運作，這固然是報業倫理，但編務人員無法直接參與財務與未來營運的規劃，則是負面效應，以致編務不能轉動財務的指針。報業的財務取決於管理的品質、成本的結構、以及市場行銷的健全，這一做法是否仍然適應網路時代，值得商榷。
這要從新聞教育著手，現在的課程內容，僅教授用最好的方式呈現新聞，卻對新聞業的分析、如何推銷新聞一無所教。事實上，今後的新聞工作者，需要知道如何與投資人相處、學習制訂價格、管理網站技能、以及如何與廣告主協議。
報業一向被評為睡在廣告的溫床，現在網路把床吹冷了，卻出現了號稱民主力量的公民新聞，但這樣的民主既偏狹又特權。絕大多數人為了生活，不會經常上網追蹤新聞，當高品質的新聞漸漸躲在收費牆之內，一般民眾只能在垃圾堆裡摸索。
公民新聞的一大優勢，就是引發公共議題，經過社群網路的傳播，呈現多方面意見。網路的高度選擇性，很容易誘導僅尋找附和的意見、而摒棄不同的意見，使得原本就有爭議本質的公共議題，由於網路的「共振」，讓議題的爭議分貝更高。
有人說「新聞就是對話」，這固然不錯，問題在一般大眾被告知了多少？受過專業新聞訓練有資格仲裁的人又有多少？網路究竟讓我們的視野更寬廣、還是把我們的心胸變的更狹窄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