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我認為調查性報導對華盛頓郵報的地位非常重要，同時也對我們的職業非常重要，或許這就是我們最高的目標，讓有權勢的機構與個人，承擔應有的責任。如果我們因為太危險、太昂貴、或影響正常的工作而放棄，那就是對新聞事業的最大失責，如果我們不能讓有權勢的機構與個人承擔應有的責任，那誰會？" --- Marty Baron，華盛頓郵報執行編輯 ---

   Marty Baron（圖片取自世報協會）於 2001 年加入波斯頓環球報，轉移環球報的國際新聞路線為地方性的調查性報導，率領團隊報導一系列的天主教神職人員性侵未成年兒童，震撼全球天主教，2003 年獲普立茲獎。2012 年底加入華盛頓郵報任執行編輯，繼續致力調查性新聞報導，其團隊於 2014 年以史諾登 (Edward Snowden) 揭發美國國安局全球監聽的陸續報導，與英國衛報同獲普立茲獎。今年又以報導美國總統特勤安全人員失職，再獲普立茲獎，導致歐巴馬總統撤換部份特勤人員。

   當然，華盛頓郵報最令人難忘的是「水門事件」的追蹤報導，1972 年共和黨的美國總統尼克森尋求連任，有一天夜間位於水門大廈的民主黨總部遭人闖入被捉，原本看似一件普通的竊案，不料發現竊犯中與尼克森競選總部的人有關連，案情朝政治方向調查。尼克森被幕僚告知後一再謊稱不知情，經華盛頓郵報兩名記者 (Bob Woodward 與 Carl Bernstein) 不斷追蹤，最後無法隱瞞，被迫在 1974 年辭職換取免被彈劾，成為美國歷史唯一辭職的總統，而華盛頓郵報也在 1973 年獲普立茲獎。

   六月初世界報業協會 (Wan-Ifra) 在華盛頓舉行世界新聞媒體會議，Marty Baron 也在會議上演講，但基於華盛頓郵報多年調查新聞報導的地位，世報協資深媒體人 Julie Posetti 特別在會前，就調查新聞的議題專訪了 Marty Baron，訪談內容整理後在世報協網站發表。難得見到這類的議題，特摘要分享讀者：

   從水門到史諾登，調查新聞的報導一路走來愈為困難，調查的對象更能熟練的應對，同時有公關、律師、與專職人員來阻礙記者的採訪。近年來有關國安議題的報導，讓我們不得不留意我們自身的通訊安全，這是以前不必考慮的。許多國家無論是否集權，都有先進的監聽技術，監聽的對象又以新聞媒體首當其衝，如果我們在海外做調查報導，有理由懷疑有人攔截我們的通訊，所以會格外小心。

   製作史諾登報導，我們感受到兩大阻力增加報導的困難，一是政府以國安與反恐為名的設限，一是越來越普遍的大眾化監聽。雖然報社的內部通訊不必全部加密，但在很多情況下還是加密傳送，也在很多會議上大家必須關掉手機，免得各種型態的監聽。即使在史諾登報導之後，記者自認為必要的時候仍加密通訊，而且越來越頻繁，我們也在這方面加強訓練。我們設立一個安全郵筒，來收集外界投遞的資訊，安全郵筒不能追蹤投遞來源。

   在國家安全議題的報導上，我們的記者每採訪政府官員，都遇到冷淡回應，甚至完全不回應，或者是提供一些陳舊的資訊，唯恐沾到洩密嫌疑，因為即使與記者說一句話，或是接一通電話，都會有紀錄，都會成為政府日後調查洩密的對象。政府人員的不合作，自然讓採訪的障礙更加深一層。

   報導政府，需要有人願意提供資訊，可是政府卻把大量的資料列為機密，其中包括原本不需要管制的資料，要求解密則曠日廢時。所以要取得即時、或接近即時的資訊，需要人的資源、與文件的資源，這一障礙，讓我們記者發揮能力大打折扣。調查新聞並非不能做，全球各地都有很好的調查性報導，只是愈為困難，我們只能盡力而為。

   Marty Baron 最後說要告訴美國大眾這是重要的工作，一般大眾也支持調查性的報導，也鼓勵我們多做、而不是少做這類的報導。大家也許不同意所有的報導內容，但卻相信能監督政府盡責的唯一機構，就是新聞媒體。

   十年以前，新聞媒體開始衰退，觀察家 Steve Outing 就提出來調查新聞是最後一道防線，因為其重要性無以替代。新聞媒體持續衰退後的十年，調查新聞越來越少，他又重提他的理念，並期望五年後調查新聞再度蓬勃，揭發社會的欺騙與貪腐，新聞媒體因而再站起來。

   怎麼能做到呢？他提出「倒退估算」(Backcasting)，就是先確定目標，然後倒回來估算每一步驟要怎麼完成，一直倒退到現在，這個方式比沒有確定目標的「預估」(Forcasting) 更為具體。有興趣的讀者，可以瀏覽他繪製的聞調查新聞倒退發展流程圖，不論是否實用，仍頗有創意。